每逢这个地球有风吹草动触及中美关系伤到中国的利益，中国白领们心中就是一场惊涛骇浪，困惑自己的意义，痛感自己的“另类”身份。而作为“国际一体化”标准的职业人，必须要在公司意志、职业责任和个人意志几者间找到平衡，否则就达不到职业人的基本要求。
回想十二年前我第一次以助理业务代表的身份单独出差，任务是去济南客户处收IBM的软件租金。客户先是不见，我一身职业裙装在12月没有暖气的接待室一等就是一个半小时，客户出现后先说：“申请不到外汇指标无法付账，你是中国人应该知道！”本来是正当的业务，我却觉得自己像穆仁智帮着美国黄世仁收租，心里是无法平衡的混乱，冻僵的是身体，烧烤的是心灵。
今年5月又出了“亚都诉讼案”，我的反应首先是职业的：公司如何处理又一次舆论危机。刚刚北约轰炸过，所有的北约国家是中国人民的愤怒靶子，美国公司首当其冲。微软偏要在此时再探头伸颈，多么愚蠢的没有常识！要不是早晨上班堵车，等候时买了份晨报，总经理还要再晚些才能知道！盗版，不管说到天上说到地下都是不对，我不会因“民族”而混淆原则的判断，我的民族利益也需要反对盗版；做为职业经理，我需要告诉公司如何在中国最正面有效地进行反盗版，如何聪明地做生意！尽管直到案发我从来不知道有“亚都”一案，但是我不在乎担当恶名——只要能假我以时日给我权力去纠正和避免再犯同类的愚蠢错误，这是我作为职业人的思维。只有在无法尽到职业责任时，我才会决定不做无谓的名誉牺牲。
我离开微软不是因为“民族自尊”的冲动，过去十几年冲动过好多次了，一直没有离开外企。开始时，是舍不得好不容易才能挣到的一点钱和小小的生存地位；后来明白外企对于中国的重要，也为了我的理想，就更想在外企里做成功，心里非常坦然。我爱我的国我的家，像爱自己一样的爱，有爱的支撑，就能受得了委屈，就担待得起。我本打算承担下去——如果我有机会影响微软在中国市场的策略和做法！我本想在我手里把微软在中国做成功，通过我使之与中国更好的融合，操之切切而不得，所以决定离开，这是职业人的成熟决定，并非出于“民族”的壮烈。中国需要外企在中国成功，白领一族的事业本来是为国为家的光荣，没必要壮烈，只需要成功。我希望看到我的一族在外企更快地成功，出现更多的担纲领军将帅，在更高的位置上，去实现更大的中华民族的利益。我们不是另类，会得到中华56个民族的认同。我也希望看到外企在中国成功，外企来中国本是为做生意，中国市场经济繁荣才有生意做，两者成为互动的利益关系，外企应该多学些在中国做生意的聪明，至少不应笨到被当作李登辉似的千夫之指，最聪明的办法是善用优秀的中国本地人。几年前曾听到一个美国化妆品公司的总裁惊叹中国的市场：“想想看，12亿副嘴唇！（Justthinkaboutit？1．2Billionslips！）”但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要用润唇膏和口红的！中国的市场浩大无边，但入得宝山不一定能满载而归！职业白领要在外企成长，成功，每一步都要做到“底线”—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！曾有人笑我，“做事做糊涂了，把公司的事当作自己的事那么玩儿命地做”，说到底，其实就是自己的事，每多一点的付出都是为我自己的事业成长的铺垫和积累。我曾经对企业内部政治深恶痛绝，说政治是肮脏的，后来认识到，凡有组织的人群就会有政治，只要不以肮脏的手法搞就无所谓肮脏。我的朋友们同事们说我吃亏就在太不懂玩政治。我自认为已经很懂企业政治了，不管朋友们坚决对我的自认为嗤之以鼻，至于玩不玩，怎么玩，见仁见智，我坚信，外企对员工的认可程度，最终看的是同一个底线——业绩。这也应该是所有成功职业人的最重要标准。
“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、中、右”，外企中国白领一族自不例外。营营苟苟只顾私利者有之，没有职业道德更别提民族利益；“汉奸”也并未绝迹，伤同胞兄弟损民族利益毫无顾忌，最高理想是想让外国老板觉得自己是最忠实的狗。外国人多数都单纯，只想把生意做好，谁也不想惹中国人生气伤害感情，偏有这些“汉奸”要支些损招，好显着自己通晓国情是有价值的狗，碰上耳根子软的外国老板，“价值”就更高。幸好“汉奸”不多，我十四年外企经验也就见过两三条，真想给他们挂上标签：“非我族人”。
最后，想借通用电器总裁杰克·韦尔奇的一段话共勉，是韦尔奇1992年给克林顿总统的短柬：“由于每个人都向总统当选人克林顿献上祝贺之意，我想我也不例外：美国人天生就是赢家，而不是抱怨者，所以不要纵容、资助或设法保护他们。要鼓励他们去竞争，让他们接受挑战，去打破所有造成分化与停滞不前的障碍，并将废除官僚体制与老旧的工业政策；让他们以平常心去看待与经历所发生的事。凡是走完这条路的人，不会有人因此失望。”
吴士宏（28）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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